ag娱乐手机官方网站秉史家笔法记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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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全国规模集体协同的大制作,《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2017版,①在学界业界的期盼中相继出版。2018版也即将推出。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是新闻传播教育入史的基础工程,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趋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因为这本年鉴的持续出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翔实的史实基础上成为信史。

  年鉴是一种具有及时性、全面性、权威性、政策性、资料性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以记录当代历史、反映新闻传播教育实态为职志。其2017版在2016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编辑部汇集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人力资源,协同努力,在体系结构、史实校订方面,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版(以下简称“2017版”)延续了2016年版的一些成熟的栏目,如院系巡礼、行业组织和相关学会介绍、学科专业建设、教育家研究、口述史研究、本科人才培养、研究生与博士后流动站、新闻教育研究。总体上再现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2016年整体情况。②在文献解读和数据采集方面,在对象选择和材料甄别方面,也坚持了学界认同的基本准则,不仅维系了年鉴编纂的历史传统,而且在准确、客观性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

  在内容和体系建构方面,“2017版”还大胆地做了一些改进。其一,将年鉴的首篇由大跨度历史综述改为年度综述,从新闻传播教育的宏观视野,全面勾勒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在2016年间的各种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因为关注的时间短,犹如使用了显微镜,对细节观察更透彻。其二,增加了一个新的专栏“新任院长施政方略”,邀请2016年新上任的四位著名高校新闻学院的院长,请他们纵论治院方略,在重视历史传承的同时,着眼于当代的最新发展。新任院长的发言,拉近了年鉴与新闻教育实践的距离。其三,“2017版”还以学术地图的形式,勾勒各大行政区(以各省级行政区组成的大区域,如华北、东北、西南等区)新闻传播教育的总体概况。其四,“2017版”还以他山之石为栏目名称,介绍国外一些著名新闻传播院系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适应社会和行业需求的改革新举措,为当下中国各高校的新闻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尤其要指出,“2017版”还设置了一个新的专栏“新闻传播教育史钩沉”,请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就新闻传播教育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问题、重要人物、重要过程,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撰写回忆文章,再现历史真相。

  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相似的出版物,在国内还有三种,包括《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三者相映成趣,实现了优势互补。第一本《中国新闻年鉴》,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版历史最为悠久的年鉴,创刊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持编纂。由于是第一部新闻年鉴,虽然是以报刊广播电视行业为主体,但还是包罗万象,广泛涉及新闻教育、新闻学术等领域。后来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出版,其核心内容开始专注于报刊行业,属于行业性年鉴。随后对新闻教育、新闻学术的重视也日益淡化。第二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顾名思义,该年鉴主要面向广播电视行业,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编辑部设在中国传媒大学,专注于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变化,在性质上与《中国新闻年鉴》相似。第三本《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首部《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这部年鉴不同于前面两部,其主要宗旨是记录前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进展、变化,兼及新闻传播教育尤其新闻传播院系的动态,对于新闻传播行业的演进基本上没有涉猎。该年鉴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纂。2016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出版后,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充分沟通协作,确定了彼此的重点领域与合作的空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主要领域在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交流领域,尽量不进入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即便涉及,也做概略性的呈现;而《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则聚焦新闻教育领域,虽然难以与新闻传播学术剥离,但是涉及学术层面时,仅限于新闻教育研究,其他研究则以概述或统计的方式表现。这样一来,在新闻传播领域,四部年鉴同时并存,可谓四星连珠,各有擅长,彼此互补。每本年鉴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于此可见一斑。③

  其一,全球视野,国家本位。顾名思义,《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是书写、记录当今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故事。中国是年鉴编纂者基本的对象范围。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全球体系之中,彼此血肉相连,不可须臾分离。没有中国,世界不可能完整;脱离世界,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年鉴的编纂者站在世界的高度,本着内外一体的整体思维,厘清当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坐标,在讲述中国新闻教育界故事的同时,还给新闻教育界同仁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参详、研究的参照系。“他山之石”专栏的开设,其意图即在于此。

  其二,广泛搜罗,资料翔实。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出版为一部多维、全息的新闻教育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关系国家兴衰,文脉传承。新闻传播教育更是如此。新闻传播教育自成体系,包括政府政策、学校环境、经费来源、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教育理念、目标定位、师资队伍、公众期待、教育技术、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生工作、学生心态、媒体关系等等,这一切要素都是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关注的要点。收录于其中的不仅是那些“有意”的史料,即那些原作者“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的文献,还有那些人们平时并不在意或者无意中留下来的,但是对于后来者了解这段历史至关重要的资料、档案。“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④这些历史资料对于建构基于新闻教育的社会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三,人事一体,点面结合。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是一个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⑤新闻传播教育也是如此。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纂最初的立意即是为中国当代新闻教育书写历史,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树碑立传。人,主要是教师是新闻传播教育的主体。学生则是学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中心。这些人都是有意识、有情感的。用梁启超的话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因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⑥。在师生之外,或者由师生演绎的各种故事,也是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关注的重要内容。没有一个个具体的事件,没有一件件具有人性的教育故事,人只是抽象的枯燥的人。在叙述教育故事的时候,年鉴还注意到鲜活的个案,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一个个承载教育使命的院系,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团队,一门门生动演绎的课程,都会在年鉴中得到生动的展示;同时,以地区、国家为本位的新闻教育的宏观叙事,包括综述、表格、数据,如年度综述、历史回眸、还有教育地图的绘制,以及专业、学位点、各类学生的统计等,它们与一个个丰满的个案相结合,使得当今中国新闻教育的再现显得那么富有质感、富有深度,引人入胜。

  其四,由表及里,动静相宜。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呈现给大家的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丰富多彩的现实,多维、多元主体演绎的话剧,吴忠展开“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这其间既有一眼就能够看到、也能够看透的人与事、各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有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对事件前后左右因果关联的解读,这则是一般人所看不见的。年鉴通过生动、翔实的叙事,提供了一个认识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最好视角。而且这种叙事所呈现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进化、变化、发展的。正如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世界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可以宏观角度来观察,一年一本的年鉴,叠加起来,就可以展现出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演进的轨迹,正如我们看电影,由于人类视神经的滞后效应,每秒钟看到几幅相近画面的连放,就可以意识到画面的运动感;也可以从微观角度来审视,一年之内,新闻传播教育的各个要素、各个主体、各个环节本身也会有阶段性的发展与变化。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演变是绝对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它又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政策、一种传统、一种风格,不可能在一天形成,也不可能在一天内完全改变。变动与稳定的统一,是历史的规律,也是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规律。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作为以记录现实为主旨的权威性工具书,其作用当然体现在当下,对于当今的新闻传播教育界能够起到参照、资鉴的作用。但是它的主要价值还不在今天,而在于将来。犹如一坛陈年老酒,埋藏的时间愈长,醇香愈盛;历史越久,其沉淀的价值就越大。设想几十年后,数十本年鉴整齐并列在一起,一部完整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可以说,今日年鉴,即为明日信史。年鉴何以能够成为他日的信史?

  其一,年鉴是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属于当事者自己书写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年鉴记录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公信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纂者就是活跃在新闻传播教育界的生力军,他们是老师、是主任或院长,是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教育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们所讲述的是他们亲身参与的、经历的,或看到的历史。一般而言,历史发生的时间越早,离作者生活的时代越远,由于时间的磨损,许多事件湮没无闻,这时要想完整地再现历史,就显得十分困难了。所以,古代史家理想的境界就是当事人、当代人记当代事。这时历史的陈述没有中间环节,在一定的程度上消除了误解、曲解的可能。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便属同时之记。修氏曰:“予所记者,乃亲历之事,或闻之于亲历者,而加以证实者。”罗马史家塔西佗亦亟称“今日之事”。近世意国哲人克罗齐亟言:“真实之史乃当代史耳。”⑦亲身经历的、当代的历史便于做到真实,也必须真实。因为当事者众,他们都还健在,他们都是历史的活证人,任何记录的错误都能够随时得到纠正,史家要维持自己的公信力必须以严肃公正的态度,秉笔直书。清代戴名世就讲明了这个道理:“夫与吾并时而生者,吾誉之而失其实,必有据其实而正之者,吾毁之而失其实,其人必与吾争辩,而不吾听也,若乃从数十百年之后而追前人之遗迹,毁之惟吾,誉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⑧这说明,作为当事者、亲历者编纂的当代历史记录,其可信度应该得到肯定。

  其二,年鉴的编纂,实际上是属于“及时史”或“当代史”的范畴。因为研究对象离今天时间近,而且还能请当事者说话,其叙事的真实与客观容易得到保障。对于及时史,法国史学者有过精辟的论述。“‘即时史’这一略带刺激性的用语,在20世纪60年代初得到普及并成了常用语,它不仅试图缩短社会生活与对这些社会生活所作的初步解释之间的时间差距,还试图让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说话;它不仅要求快速反映历史,还要依靠这些作为活资料的参与者来建立这一史学。”⑨这正是年鉴的魅力所在。意大利历史学者克罗齐则将这种“及时史”纳入当代史的范畴。在它看来,“‘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⑩。这里的时间单位中包括了一年,很显然这正是年鉴对应的时间刻度。这种时间刻度,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既近又远,说近,事件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说远,事件或过程已经完结,当事者激动的心情已经平复。这是研究事件、解析过程的最佳的时间节点。法国史学家梯也尔提出:“写史的可谓理想时刻,也许是历史的参与者从当时的活动中脱身出来,并摆脱了曾经激励过他的激情,但对一系列记忆犹新的时刻。”{11}这种时间特质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了叙事的客观与真实。

  其三,从完整的意义来看,相对于正史而言,年鉴其实只是一种半成品。与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作品还不一样。《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及时性和资料特性,使得这部年鉴还不是一部正史,充其量只是一部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演变的资料长编。说它是资料长编,丝毫没有贬低它的历史价值。而是说它由于没有经过过多的加工,在更大的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原汁原味。就像矿冶工程,对某种矿石提纯度越高,那么它原本带有的其他元素就会被剔除得越多,它就越不像原来的矿石。《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作为一种半成品,或许会保留不少用处不大的“杂质”,但说不定这个杂质在将来会提炼出更加宝贵的物质。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离历史事件时间距离太近的情况下,沉淀不够,或者与事件或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联,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认知和判断。所以半成品有半成品的价值,甚至比成品的价值更高。其最大的价值就是其本身包含了原汁原味,为后来者著述信史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德国历史哲学家席勒曾对历史学者们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ag娱乐手机官方网站,在他看来,那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史料中,大部分又由于其撰写者的激情、无知、甚至是由于其天才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不可辨认。{12}所以,在暂时无法求得真相、获得正解时,保留原始资料,不要勉强地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加工,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但是,我们说今日年鉴,明日信史,不是一种绝对的判断。这只是一种可能,一种很大的可能。只是说年鉴的编纂为后来治史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保存了大部分历史的原汁原味,以便后来者感受到历史的真切。同时也要指出,年鉴与信史还有不小的距离,要成为他日信史,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年鉴与信史之间就难以画上等号。

  第一,如前所言,年鉴编纂处理的对象属于“及时史”“当代史”的范畴。对象离编纂者时间近是件好事,事情刚刚结束或正在进行,还有一定的热度,大家没有淡忘,还记忆犹新。但也正是因此,也会滋生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距离太近,处理太快,历史还来不及沉淀,也就无法或很难看清真相;或者由于事件或过程还在进行中,远未终结。所以“无法预见或不可能知道结局,也就是说,研究‘即时’史的学者常常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那段时期会有怎样的结局”{13},虽然这种无知也能够成为一种美德,但是如果硬要勉强地扮演历史判官的角色,就历史人物、事件或过程来做出结论,那就有风险了。中国古代所以提倡隔代修史,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如上所述,年鉴编纂者、叙事者多是历史的当事者、见证者,换言之,他们都是历史的局中人。局中人往往会有当局者迷的一面。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同时,既然是局中人,而局中人总会有自己的立场、态度或诉求,譬如说党派、学派立场,或某种程度的利益相关性,这种立场和利益关联会或多或少影响到编纂者的叙事态度。这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完全相同。“过去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不能与党派偏见分开,并不能证明党派偏见有益于这些学科,而恰恰说明党派偏见是无可避免的。只有在党派偏见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情形下,它才是有益的。”{14}但是事实表明,历史叙事、年鉴编纂者的学派背景、政治立场,常常“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从属于研究者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的需要而从不考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研究者本人受意识形态或权威的支配,如果没有这些支配,那些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可能与意识形态或权威的需要产生很大的矛盾”{15}。对于学者而言,其隶属的学派或学缘关系,其对于某一学术旨趣和风格的偏好,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引发其在学术上的偏见,从而影响到其最终的研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的叙事和判断,局外人可能更有说服力、公信力。

  第三,编纂者主观目的影响。人是有意识、有情感的动物,其一切行为都有其内在的动机和目的。不管这种动机或目的具有什么样的正当性,当这种目的或动机成为支配事实判断或选择的依据时,则可能影响到历史叙事的公正、客观。孔子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万世师表,史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但其编纂《春秋》时,“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梁启超在反思中国史学传统时称:“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为纯客观的研究……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其谓‘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史也。”{16}孔子尚且难以保证《春秋》的中正客观,而其崇高的目的竟是原因之一,实在难以接受。《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纂者们虽然学养深厚,品格卓越,自然会有自己的目的和动机,而且绝大多数是高尚的、纯粹的,这些动机有些源自于自身,有些是外部强加的。作为凡夫俗子,我们自然也会犯孔夫子也回避不了的错误。

  第四,选择之难。《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以记录事实为本,依靠事实说话。但是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历史学家、只有记录者想让他说话时,“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些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17}。年鉴编纂者面对着去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各种现象,万千人物,绝对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他必须要进行选择,分清主次轻重。史学家葛兆光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从有史官的时候开始,历史就在不断筛选它应当记载的东西,记载和忽略、记忆和遗忘始终相伴,因为历史时间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和曾经存在的人物太多,历史学家没有办法一一登录在案,就连给皇帝写‘起居注’的官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笔笔入帐。预设里‘重要’、‘次要’与‘无关紧要’总是在支配着书写,思想史只记载激动人心的时代便是因为它对某个时代感到‘激动人心’以及觉得它应当继续‘激动人心’。”{18}在编纂年鉴时,编纂者们都希望尽可能全面、尽可能客观,尽可能公正,即便经过自己的筛选,其最后展现出的应该与原来的总体大体上保持一致。这种愿望其实很难实现,因为支配他们选择的因素太多,诸如世界观、政治意识、新闻价值、历史观、学缘学脉、知识结构、情感好恶等,他们实在难以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做出完全中正、客观的判断。

  如前所述,年鉴并不必然会成为他日的信史。从年鉴到信史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实现编纂者最终的目的,满足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期待,还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对于年鉴编纂者来说,应该秉持史家的精神,而臻于良史的境界。这并不是每个编纂者能够做到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曾感叹,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清代学者章学诚更是直言,“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19}。那么良史何在?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良史?宋代史学家曾巩说,“古之所论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20}。这个境界实在太高,我们编辑部同仁实在难以企及。但是我们可以将此作为一种追求,一种向往,尽一切努力尽可能接近这一目标。

  为此,首先要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这里,司马迁面对历史责任当仁不让的情怀跃然纸上。由于史家的职业要求是秉笔直书,不避讳,不隐恶,不阿谀,当面对权力威胁时,能否抵抗强权,坚持专业的信仰,甚至牺牲生命,就成为衡量良史的重要标志。春秋时代,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出矣,乃还”{21}。其中大史及其弟弟,还有南史氏,为了职业理想,宁折不弯,视死如归,其精神实在是令人感佩。如果年鉴编纂者也具有慷慨赴死的职业精神,何愁年鉴不成?!其次,要秉持中立、公正的原则。《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史字:“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吕谦举说:“史官的地位崇高,是由于史职的重要。‘史为宇宙之公器’,史官必须秉持天下之大公,而记载公是公非。”{22}这表明古人对历史记事的要求是中正客观,无所偏袒,善恶必书。再次,编纂者对于历史、对于编纂工作本身,应该心存敬畏。余英时说:“学历史的人,至少应该有严肃感、尊严感,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必须密切地注意,绝不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只管自己书桌上的事情。”{23}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史料搜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年鉴编纂者要学习司马迁。司马迁为了撰写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全心投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24}。在这里,广泛地搜集资料只是第一步,资料汇集起来后,还要加以核实,在此基础上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人们说历史研究困难,其实难就难在事实的核实方面。科林伍德在研究古希腊史学发展时,发现“希罗多德或者修昔底德的著作,大体上都有赖于历史学家与之有过接触的那些目击者的证词。而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技巧就在于这一事实,即他必须反复追究那些事件的目击者,直到他在报道者本人心目中能唤起一幅这些事件的历史图画,远比报道人能为自己所自动提供的任何历史图画更加完备、更为一致为止”{25}。这里的“反复追究”是资料核实、甄别、考证的另外一种表述。很显然,在历史学家搜集的庞大资料库里,经过反复核实,最终能够被纳入到历史著述中去的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而这正是其最可靠的基础。只有将历史叙事建立在确定无疑的事实的基础之上,年鉴才有成为信史的可能。

  历史资料的核实、甄别和考证,不仅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而且还需要排除各种私心杂念,尤其是感情因素的影响。美国一个历史学者曾这样描述核实、甄别文献资料的情形。“我们会核实引用的每一条公开资料(剔除手稿资料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它们),首先看看是否引语和注脚是精确无误的,接着看看是否每条引语或释义都是忠实于资料的本意和语境的;是否资料本身是值得信赖的且不偏不倚的(或者不这样的,是否被作者考虑到了);是否作者从资料中得出了恰当的推论;是否每条重要的或有争议的情境中的事实是基于相关的和可靠的来源;而且是否有着其他的相关且可靠的来源,它们没有被参考或引用,但它们也许支持着其他的事实和结论。”{26}当然希梅尔法布的方法对于年鉴的编纂未必完全适用,年鉴编纂所需要的资料与正史的资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对待资料严谨求实的精神则是完全一致的。

  排除各种感情因素的影响也非常重要。汪荣祖说:“岁远易诬,言古史之异同难明;时近多诡,言近史之恩怨多乖。所谓恩怨多乖者,盖因代近则人情有以干扰史事也。”{27}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事迹放大也。”这两位学者所言,在年鉴编纂中确实普遍存在。因为年鉴记录的是当代史或及时史,事主多为今日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当红主角,客观上与编纂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利害关系),或师承同源,或同校学友,或志同道合,或院校同僚,或衣食单位等,编纂者在撰述相关内容时,是难以完全排除感情因素的影响的,但是年鉴编纂者至少应提醒自己,秉持中正的史家精神,将感情的影响降至最低的限度。.

  在中国教育界,新闻教育系统自成一体。它由一个一个要素、片段,或子系统有机组成。对这一系统的历史记录,不能满足于整体的笼统呈现,而应该在整体呈现的基础上,进行解剖式的探究。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主张:“人们必须把现实分解成无数孤立的片段,才能理解现实。这种分解和分类的过程无疑会错误地呈现现实,但这又是有意识思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否则就只能像神秘主义者那样完全消极地凭直觉感受神圣的统一。”{28}他的结论是,“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粹,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组合”{29}。

  我们可以在年鉴的体系建构方面科学地解决这种条分缕析与综合统一的关系。对于年鉴而言,整体性叙事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叙事既可用综述性文字,亦可用图表数据来呈现,以宏大叙事来满足行业、学界了解新闻教育全局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以地区、学校、专业、教学、实践、科研,或以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以显微的方式来放大展示新闻教育的各个片段和细节,以及相互关系。其最终目的还是在细分、解剖的基础上的重新整合、更高层次的整合。

  年鉴的编纂是一个涉及面广、《秦时明月》卫庄掌管的流沙组织到底是什么鬼 为什么投入巨大,耗时费力的系统工程。虽然有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作为组织基础,但是相对于这一浩大工程的要求,年鉴编辑部能够支配、提供的人力物力资源还十分有限。要做好这件大事,有三个重要的抓手。其一,建立健全年鉴编辑部的职能。《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每版百万字篇幅,图文并茂,涉及面广,涵盖了新闻传播教育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各个院系、各个专业、各个学科、各个地区、教师学生等,包罗万象。编辑部作为整个编写工程的神经中枢,不仅要联系编委会和各作者、各院系、各社团,还承担着对稿件的编辑、整理工作和出版事务等。所以,年鉴编辑部的职能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强化。其二,要拓展、完善信息采集网络,将年鉴编辑部的神经末梢延伸到全国新闻教育界的各个角落。当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仅本科层面的专业点就有1244个,办有新闻传播教育的高校近七百所。高校在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约23万人。专业教师近七千人。目前编辑部的信息网络还不够强大,还需要进一步延伸、覆盖到所有的新闻教育机构,无所遗漏。编辑部的信息采集行为也应常态化、制度化,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及时供给。其三,需要各新闻教育主体、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纂不仅是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的事情,更是整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事情。需要新闻教育界各主体、各成员的一起努力,共襄盛举。

  总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虽然是一本大型工具书,但又不是一本普通的工具书。这本年鉴的编纂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它不仅对新闻传播学科、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传播行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作用还波及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是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注脚。这本年鉴不仅呈现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集体记忆,而且影响到新闻传播教育以什么姿态进入历史。所以,年鉴编纂实际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使命,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职业责任。我们应该秉持史家的专业精神和使命意识,来指导年鉴的编纂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克服我们的认知偏差,解除各种利益、情感的羁绊。于是今日之年鉴,方能成为明日之信史。

  ①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③张昆:《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纂的必要性论析》,《现代传播》2016年11期。

  ④[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声和、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⑤恩格斯著:《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⑥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⑦[美]汪荣祖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6-207页。

  ⑧[美]汪荣祖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8页。参见戴名世著之《南山集》卷,第13页(总98页)。

  ⑨J.勒高夫、R.夏蒂埃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⑩[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11}J.勒高夫、R.夏蒂埃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12}转引自李秋零著:《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13}J.勒高夫、R.夏蒂埃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1

  {1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等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等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3页。

  {16}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页。

  {17}卡尔·贝克尔著:《历史是什么?》第6页、第19页。转引自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18}葛兆光著:《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2}王尔敏著:《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参见吕谦举著:《中国史学思想的概述》,《人生》半月刊,第342期,第2-11页(香港,1965年)。

  {23}王尔敏著:《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参见余英时著:《史学史家与时代》,《幼狮月刊》,第39卷第5期,第2-11页(台北,1974年)。

  {25}[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58页。

  {26}[美]格特鲁德· 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新旧历史学》,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7}[美]汪荣祖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3页。

  {28}[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彩图87解说。

  {29}[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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